《二爷》

耕海村夫

半个世纪前，象我二爷这样的人，在齐鲁大地胶东半岛昆嵛山下的小山村儿里，称得上是个识文断字儿的人。二爷，一副中等偏上的身材略显清瘦，长脸，长发，剑眉下不大不小犀利的双目，盯人时格外聚神。记得他平时喜欢将一头棕色的长发扎到脑后，这样干活利索。更有趣儿的是他长长的胡须也是棕红色的，人称“红胡子”。他却没有山东大汉的那种彪悍体魄。外表辄一看，让人感觉身子板儿比较单薄，有点儿南方蛮子味道儿。初见他给人的印象是有些狡黠与放浪甚至霸道。所以家里人都打怵见二爷。

其实二爷他对孙子辈儿很是喜欢和疼爱，只是平时对族内大人们严厉有加，耳闻目染地影响了到了孙子孙女儿们。以至有时本族谁家的孩子夜里啼哭，大人就说：“你再哭闹就叫你红胡子爷来把你领走！”嘿，你别说这一招儿还真管用呢！但是，我却从来没有怕过他。我出生后就没有见过亲爷爷是什么样？他，一直就是我心目中的亲爷爷。听家母说过我小时患大病一场，这条命就是二爷帮助送院救过来的。每到赶冯家大集的日子，都是二爷推着独轮小车来回近六十里地，一边筐子里装的是我，一边筐子里装的是果榼子和洗衣棒槌。把我送诊所由家母陪医，二爷便在集市摆摊。如此，就医、卖货两不误。这就是我那朴实、善良、智慧、勇敢的红胡子二爷。

  二爷有两手谋生的绝活。他常常为自己织得一手好布活儿很是得意。我记得，他可以一面和别人说着话儿，一面手中的织布梭子让人眼花缭乱地传来传去。周围十里八村的乡亲多有上门求艺者，他都是倾心相授。他不求得多少回报，只要有一小盅儿红薯酿的老白干儿准能把他打发了。其实，二爷最拿手的谋生绝活儿还是木艺——前面提到的果榼子和洗衣棒槌。

  说来话长。清中期，我祖上办起了炉果子的作坊。后期，到我高祖辈儿时家业颇具规模，曾祖辈儿时又办起了“银行”---“益顺永钱庄”。好大的气势，这在小山村里可是名副其实的殷实之家。二爷自小就跟着太爷爷们学得了制作果榼子和洗衣棒槌的手艺。到了清末社会动荡家道败落了。小时候听二爷说，有一年从胶东半岛南海沿儿上来的一股海匪与奸商勾结，在青岛印刷了“益顺永”假票子，来到我家钱庄持枪逼兑大洋。情急之下为全家老小性命之忧，爷爷们将祖传的四合大院里纵横成排的青砖大瓦房及绝大部分的家产、土地及山峦，抵押给了当时当地有名的土豪劣绅徐姓大财主，换来的大洋打发了嗜血如命贪婪无比的海匪与奸商。自此，偌大的一份家业一夜之间，化为乌有。年方四十的爷爷一病不起含恨九泉。我那尚未成年的大伯父弃学担起了家庭生计。我奶奶拖着病体领着我那不满七岁的父亲和九岁的小姑姑，从此开始了拄着打狗棍儿走村串巷沿街乞讨的生活。好在我二爷自小修炼出的两手绝活儿，海匪与奸商是夺不去抢不走的。就是靠着他的绝活，帮衬着全家在随后的岁月里勉强度日，度过了民国的艰难时世与动荡岁月。四七年二爷又送家父参加了人民解放军。解放后，国家又迎来了一个新世纪。在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穷苦农民翻身解放做了主人。新中国之初搞土改，打土豪、分田地，搞得热火朝天。吾辈儿的童年就是在这种开天辟地第一回欢乐狂喜的氛围中度过来的。

  上世纪五十年代，是个春风吹拂、阳光灿烂、锣鼓喧天的铿锵岁月。村里世代受穷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们，满怀对新生活的向往、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的憧憬，化作了种种冲天的能量，在党指引的社会主义康庄大道上迅跑！

  现在七十岁上下的人大概都会记得，在1958年那个“火红”的几近疯狂的年代里，"社会主义"革命和新农村建设的步伐“一日千里”。在乡（镇）里、村庄里，从1956年开始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大潮迭起，势如破竹。先是成立互助组，后又成立初级社，再后来就是高级社，再再后来就是“共产主义新农村”的基本单位构成形式——“人民公社”。1958年，小山村儿作为生产大队也参加了乡级人民公社。

在那个吃大锅饭的年代，开始时人们兴高采烈地感觉到，到大队公共食堂吃大锅饭既新鲜又热闹。而且吃得饱又吃得好。记得开饭时，大人们三三俩俩一手端着饭碗，一手捏着个掺了豆面的香喷喷的玉米粑粑边吃边聊；孩子们个个手里掐着个头道面儿的大饽饽，高兴地跑着跳着边吃边闹着。村南大戏台前的旗杆顶上的大喇叭里，一遍遍地高歌着《社会主义好》！记得歌词的第一段儿就是：“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地位高！反动派，被打倒！帝国主义夹着尾巴逃跑了！全国人民大团结，掀起了社会主义建设新高潮！建设新高潮！”......真乃好一幅共产主义大家庭欢声笑语其乐融融的幸福生活画面。

大喇叭天天还喊着： “要超英赶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随后，大跃进和大炼钢铁的高潮旋即掀起。家家户户把自己煮饭的铁锅和铁铲、衣柜门环和木箱铁鼻儿等等，凡是金属类的东西，都搜刮一空捐献给“共产主义”大家庭——“人民公社”。 这一招儿可戳痛了我那“红胡子”爷的心窝子了。那架与他相随半生的织布机；特别是那台他视如命根子的木器铣床上，既有钢铁又有黄铜件儿啊！那套锋利无比的铣木刀具，是他终生的所爱。但他还是忍痛割爱地捐献了。于是乎，胡子爷在自家的东厢房门外眼怔怔地看着一伙儿满面春风的男女后生们蜂涌而至搬走了他那两件传家之宝。   

  不久，二爷急火攻心，终于挺不过，一场大病险些夺了身家性命。 经过了月余的调养，胡子爷命不该绝又活过来了。这时候，他不得不和人民公社的社员们一起下地干活或者去大炼钢铁。其实炼出来的并不是什么钢铁，从土高炉里运出来的全是各家各户捐出去的那些铁件儿及铜器被烧化后与庄稼地里的泥土混合在一起的大块儿大块儿的黑饼子，垛在一起高高的、黑黑的，远远看去的确有些巍巍壮观。这时候有点文化和善用脑子想事儿的“红胡子”爷觉得似乎是受了天大的欺骗，但又不敢公开唱反调。他只能背地里和大家说闲话、瞎议论地泄私愤，以解当初毁机取件儿的“心头之恨”。

虽说1958年社员把精力大部分用在大炼钢铁上，庄稼地里的活儿受些影响，但胶东第一峰-----昆嵛山海拔上千米，一年四季分明。南来黄海的暖流与北来渤海的寒流都在此交锋。昆嵛山的泰礴顶峰把南来北往的云挡住变成雨，时不时地喷洒着土高炉林立、烈火冉冉的胶东大地，浇灌着如饥似渴的庄稼。实再是苍天有眼！奇迹出现了！夏、秋双丰的年景，是对数百万胶东半岛劳苦大众的厚爱。

又是我那胡子爷，夏收时就把祖宗的牌位摆出来大大地供奉了一番。他在自家院子里召集全家老小含泪下跪、连连叩首、求祖保佑。果然有灵，秋天又是一个丰产的景象。但是，这一次却是人祸使秋季丰产不丰收。由于整劳力热火朝天地忙于大炼钢铁和公社化运动，分配到庄稼地里秋收的人越来越少。大片丰产待收的庄稼烂在地里。有的在入冬前发了芽，有的过冬后成为来年的底肥。很快大队的公共食堂就办不下去了。不久，村干部们就接到上级指示，停办食堂并将大队余粮按人口和劳力强弱分给了社员们，各家各户重开锅灶。由于秋季入仓的粮食仅够越冬，及至到了全家老小喊肚子饿时，恰好是来年春天下地干活需要地瓜、玉米、小麦和大豆等主粮充实体力的时候，那些还沉浸在“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氛围中的公社社员们，才如梦初醒般地发现：家家户户，谷仓见底、余粮已尽——灾难性的时刻已经来临了。

1959—1961三年的天灾加人祸在这个大地上肆虐，村里象我这样的正在长身体的孩子饿死病死的不在少数，我身下的一弟一妹就在其列。更何况是老弱病残者呢！那时吃的是猪狗不如：地瓜蔓子、花生皮子、玉米塞子都是“口中粮”。最后用树皮、草根儿来充饥。吃的人们肚子越来越大，肚皮越来越薄。尽管政府定期发放过救济粮，但村里400多户人家，饿死人的事情还是经常发生的。三年里，几乎是家家有浮肿，户户抬死人。那村东北的乱葬岗里常添新坟。我家邻居一户老实巴脚的邢姓大叔六口之家，在短短的两年中就抬出去四人，最后活下来的是幼子和幼女，分别由亲戚抚养成人。不过后来听家父说大人死时他们家的米缸里还存着半口袋苞米呢！许是留给两个孩子的救命粮。虽然这种家庭特例也许并不代表整体状况，但却也是窥其一斑。

   回过头来再说我那二爷。这时候的他就更加不满了，经常在社员群众中乱发议论散布抵触情绪，很快就被有“觉悟”的人民公社社员识破了，报告了。为此，二爷险些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三面红旗的“三反分子”。后来想想，当时我那当大队副书记的大伯父也是冒着很大风险出面将二爷保了下来。如果他当时大义灭亲，把他二叔我那红胡子爷交给公社处置，可就没有以后二爷新时代“走西口”一说了。

  祖上家道兴盛时，二爷上过两年私塾。凭着有点小文化，即便是在一个穷乡僻壤的小山村里，他也总是有些不安分守己。在1959年下半年，他心里已经在盘算着怎样走出这个让他既留恋又悔恨的小山村儿呢！他只所以动起了这个念头，是因为我的二伯父他的长子早年参军，新中国成立后跟着王震王大胡子的部队开拔到了祖国的大西北新疆开荒生产和织布做衣，名曰“生产建设兵团”。他想“我在这里天天吃不饱还他妈的净受些窝囊气，倒不如来个一走了之。若是到了“山高皇帝远”的新疆伊犁边境，肯定会有吃有喝有衣穿。

转眼到了1960年的初春，沉睡的胶东大地还没有苏醒，一天晚上二爷把我大伯和我爹以及他的次子我的四叔叫到身边，郑重地宣布了他要携我四叔及全家十余口子去新疆找他的长子--我二伯父讨生活度难关。大伯父和父亲尽管在村里大小也算是个人物，但在家中二爷面前是没有任何决断权的，只有听从胡子爷安排的份儿。接下来的日子里，几家翻箱倒柜把值点钱的东西变卖，加上平时从鸡屁股里抠出来的小钱（卖鸡蛋的钱），好不容易地凑够了路上的盘缠。经过一段紧张的筹备，我的二爷，那个让我从小就敬畏可亲的红胡子爷，终于在一个天刚蒙蒙亮的清晨，在西沉的月光下，老泪纵横地与我伯父和父亲话别。只听到一阵清脆的鞭响过后，两辆驴车驮着全家十余口人顶着初春的冽冽寒风直奔小山村西官道（即现在的309国道）而去。不一会儿就伴随着阵阵撕心裂肺般的驮铃声和我们听惯了的二爷那略带沙哑的吆喝声，渐渐地消失在远方的朦胧之中……。

我的二爷和二奶带着老少十几口上演的这场新时代的“走西口”，似刀刻般地烙印在我幼小的心灵深处，迄今半个多世纪一直挥之不去。直到近年自己退休之后，思乡之情日甚，人都到了暮年仍能感受到那段经历，给了我一个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少年永远抚不平的心灵创伤。

开始的几年二爷有信来，说是全家人都在新疆伊犁大草原上过起了游牧生活，吃穿却也不必发愁。告诉说我的堂兄堂弟和堂姐堂妹们高兴时还会在大草原上策马扬鞭呢！几年后，原来在建设兵团毛纺厂工作的二伯父脱离军籍举家回到昆嵛山下的小山村生产定居了。可我的二爷与四叔全家却永远留在了天山脚下的茫茫原野上。

又过了几年，听说二爷和二奶先后作古，他老人家的忠骨未能还乡，却撒在了广阔无垠的伊犁大草原上。从此一家人天各一方，音信全无。直到今天也没有再得到关于我四叔及其家人的任何信息。

最近，我得益于信息时代，登陆了〈伊犁绿河谷论坛〉，发表了寻人帖子。我期盼着四叔家的宗亲“发小儿们”迟早有回应。依稀记得，国安哥、和国哥、和起弟，全胜弟刚会走路，有一个叫小五儿的弟弟还抱在四婶儿的怀里吃奶。当时唯一的堂妹叫“小女子”。是亲人相信总有团聚的一天。我希望那是一轮旭日从东方升起的时候。

                  昆嵛村夫：刘书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