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抗战70周年 缅怀英烈《我爷爷的一生》

文登之窗

我老父亲生前口述，我随笔记录了他的一生，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战胜利70周年来临之际，发表如下：（我父亲口述）我叫原北阳，1918年2月14日出生在山东省文登县高村镇脉田村一个下中农家庭，10岁丧父，上四年小学，后来家境逐年走向贫寒，15岁那年我还给人家当小工……

1940年3月，因家里贫困，只有外债，生活难以维持，又加上日本鬼子扫荡，生活不得安宁。我们村就有日本鬼子，得知国民党逃跑后，留的有子弹，日本鬼子为了得到子弹，叫我们村长交出来，我们村长叫李严续，和我的关系还不错，村长说：“我不知道。”后被日本鬼子用刺刀挑断喉咙而死，我看到后很伤心，也很气愤，激起了我对日本人的仇恨，即参加八路军，打击日本鬼子的队伍（介绍人：杨树本同志，是便衣侦察员）。从事地下游击队工作，在文登县县大队打游击，专抓汉奸、日本鬼子。当年6月2日，村党支部介绍，我被调到文登县社会部保卫队，是便衣队员，白天隐藏，晚上活动，抓鬼子、除汉奸。当时局势很乱，地方各类组织也很多，有国民党的抗八（路）联军，有铁血队、大刀会等反动组织，与我们共产党组织是相对立的，所以只有晚上才能活动侦察，白天不能露面……

1941年共产党成立了地方县政府，组织上派我到县公安局工作，便衣战士（特务队），主要还是打麻雀战，遇上敌人放两枪，声东击西，吓唬敌人不敢出来骚扰老百姓，达到保护治安、维护地方治安，打日本、捉汉奸（当时国民党军队很多都投降日本人，汉奸特别多）。

在当年，县城的日本鬼子和二鬼子（黄协军）扫荡，抓共产党，抓村干部。在县城有一个大汉奸叫毕七，是一个牛贩子，50多岁，皇协军，他带着日本鬼子出来抓共产党员和村干部，他指着谁，说是共产党，谁就被日本鬼子杀害，当地群众百姓非常气愤，向我们县公安局举报，上级派我带领便衣侦察员乔连德、周义信、徐家玉、初开吉四人，到文登县毛山村，和党支部许书记取得联系，（找他妹妹的孩子）外甥女婿叫胜志旗，是县城日本鬼子便衣队的副班长，晚上约他出来，通过他的夫人和家人等一起做工作，反复了好几次，经过努力，争取到胜志旗，还有他的正班长，叫他们参加共产党组织，一起除掉大汉奸毕七，当时我们都不认识毕七，不知道长的是个啥样，只有胜志旗认识，经过周密部署……，在县城赶集的日子里，由胜志旗带着我们乔连德、周义信、徐家玉三人（未带枪），专门去认识毕七，看毕七长得什么样子……，后走到牛市上，才见到了大汉奸毕七，胜指给三便衣队员看，记住模样后。在第二个赶集日，还是由乔、周、徐三人带着枪在牛市上遇上毕七，开了两枪，击毙毕七，由胜志旗掩护三队员出城，我在城外接应，我背着两只长枪，阻击城外敌人进城……，杀死大汉奸毕七，当地群众拍手叫好……。

回到县公安局，局长的秘书还开玩笑对我说：“你们打死毕七，都没有得一个匣子枪。”我对他说：“不用过几天，我一定能弄回个匣子枪。”没隔几天，我带领我们小组五人去了威海县草庙子村，准备抓日本鬼子汉奸（皇协队），专门弄匣子枪。又是一个赶集日，我们背着粮食，顺着敌人据点下面混进集市，卖掉粮食后，看见一个汉奸中队长（天津人），腰上露出匣子枪，乔连德问我怎么办，我说：“除掉！”我们几个人一起上去，我从汉奸背后抽出手枪，乔开枪打死汉奸中队长，我们马上撤回，给公安局缴获一支匣子枪，后来由我们特务队长把这支匣子枪交给我使用，这支枪跟了我三年。回公安局后，秘书竖起大拇指说：“老原是好样的！”……

到了1941年冬季，文登县宋村镇地下党来报，说他们村里有枪，是国民党逃跑时叫村长把枪和子弹藏起来，听了举报，组织派我带三四个人前去取枪，在宋村镇村长家里到处搜寻，搜不到，村长也不配合，把房顶都拆了也找不到，后来我发现村长的眼睛不停往猪圈旁房檐上偷看，当时村长还嘴硬说：“你们能搜出枪就枪毙我。”我就顺他视线到房顶草里抽出了五支马拐子枪（长枪），还有五袋子子弹，看到此景，吓得村长跪地求饶……。给县公安局缴获了五支长枪。

1942年6月18日，我在本村镇写了入党志愿书，9月18日在文登县的大朱家村宣誓入党（介绍人是县公安局长周世真、二科长孙其英）……

当年冬季，日本鬼子大扫荡，文登县政府就住在我们村，我们的侦察班就住在我家西院，当时还有县公安局、县法院、县委、财政部等，都住在我们村，商量着反扫荡，离高村五里，准备好干粮，我还是公安便衣队员。我们边打边冲敌人的封锁线，我们的队伍被日本鬼子打成两截，后半截队伍不知去向，当时我们还压着犯人，到了海洋县，路过村庄，一个人都没有，晚上到了山上，在山顶看到日本鬼子是个大部队，人马不少，我们被打散后，人少，不敢硬碰，周局长派我一个人跟在日本鬼子队伍后探路，我们队伍最后拉回我们村集合……

1943年，东海县地区专署公安局点名调我过去，我带的还是匣子枪，便衣战士，在队里担任小组组长，接上级命令，叫我小组去牟平县尚庄，抓一个叛徒，是皇协队中队长，上级要求活捉他们，打死也行。也是一个集市日，我们埋伏了一天一夜，等不到叛徒出来，最后在集市上看到皇协军警卫所长，带着警卫员，在集市上买东西，警卫员手上拿着匣子枪，我冲上去把枪从他手上抢下来，他不松手，我咬了他一口，我的队员用枪指着他，把警卫员吓得掉头就跑，因为离敌人据点比较近，也没追……又缴获一只匣子枪。

在第二天，我们小组又去了敌后方（敌占区），我们对当地不熟悉，也是一个赶集日，敌人据点里出来四五个皇协军汉奸，看见有一个在旁边解手，我们小组几个人就上去夺枪，老邵同志用枪指着敌人，我上前缴获了敌人的长枪，立即往外撤，敌人发现后也不敢追，因为我们都着便衣，当地民兵放土枪接应我们，敌人不知道我们人马有多少，我们马上撤出城，这次缴获了一支长枪交回县公安局。

后来在文登县西，当时有三个土匪小头头，闫毛森、张柱子、李启明化妆日本鬼子模样，到日本鬼子据点找到日本翻译官，抢了日本鬼子三个匣子枪，把翻译官锁在办公室内，出来后不久投降到我们这边公安局，由上级把他们三人编到我们小组，我任党小组长。不长时间，突接上级（公安局）的鸡毛信，命令我们小组跑步速回公安局待命……由于当地群众反映闫毛森做坏事不少，强奸妇女等，密令我把闫毛森的枪解下，带上手铐关了起来（最后在文登县开大会枪毙了），那两人退队回家……给县公安局缴获了三把匣子枪，我这时也换上了大肚子匣子枪，能放20响……

1944年，在专署公安局任副队长，当时参加攻打文登县的战斗，参加的有文登县县大队、荣城县县大队、还有区中队（两个县），我当时跟着张主任（总指挥），还有刘毅（队员），张主任的警卫员，指挥战斗，战斗持续一天，打死日本鬼子6个，伤无数，日本鬼子拉不回去尸体，就用刀砍下一只胳膊拿走，打得日本鬼子逃跑了，我们也有不少伤病员（区中队的），我们的张主任也挂彩了，解放了文登县城……

第三天，我们几个大队又向文登县西进攻，有个小集镇叫王疃镇，我们没放一枪就拿下了……镇上驻守着皇协军一个中队（约100多人），我随统战部长，还有俘虏文登县时的敌人大队一起，给王疃镇中队做工作，第二天早上，皇协军在碉堡上自己放了一阵子枪后，放弃了小镇，我们就这样又解放了一个集镇。民兵拆掉了碉堡，把皇协军遣散回家（都是本县人）……

又过了几天，我们队伍跟着专署独立团向北面进攻（威海地区），走在半路上，有一个敌人小据点，驻着皇协军一个班的人马，没有打，敌人就投降了，当地民兵拆了碉堡，这个班就跟着我们一起走了，到了威海地区，打了一次埋伏仗，又烧了一辆日本鬼子的大卡车（用手榴弹炸的）……

1945年，上级调我到东海区教导团受训，主要是武器训练，学期一年，基本上没有参加战斗，后来日本鬼子就投降了。

1946年调到东海区天山武工队，升为队长（第二小队），我们活动到南海地区和国民党打仗，那时还是便衣，主要是炸铁道，搞宣传，打还乡团……

1947年，南海地区南边，威海县大队与国民党交战，我方受伤不少……我们队去支援，赶到地点，国民党军队都跑了……由我们队负责把伤员救了回来……

后来，上级（南海区司令部）派我们四个人：南海县两个便衣、即墨县一个和我，去青岛方向侦察，四个人兵分两路，两个走村里，两个走村外，出村后发现了国民党部队人马不少，我们往后撤到村北头，我俩发现一个敌人（特务），我俩打死敌人后缴获一步长枪（七九步枪），上交武工队，四人会合后回到南海区司令部。

三天后，南海区司令部派我协助武工队，化妆截获国民党汽车，我当时扮一个妇女，在地里锄玉米苗，穿了一件红绒衣，头发当时留的也长，靠路边的地里蹲着，等汽车开过来，其他队员推着小木车在道上走着，等汽车到时，把小木车推到汽车前，便衣队员和我一起围上去，截获了敌人的一辆大卡车，我持枪在汽车左边，南海队长负责右边，押解着敌人司机把车开到解放区去，当时车上还坐着一个当官的……车上的士兵都跑了，我们还是四个人，没放一枪，截获一辆汽车。在这次战斗中我荣立二等功，我回到东海区，开的表彰大会，奖章一枚，新衣服一套，（有功劳证）……部队还把喜报送到我的老家……

还有，在一次打游击战 中，我的鞋跑掉了，当时没有鞋穿，光着脚丫子40多天，仗来回的打，跑的脚底皮都磨破了，战斗结束回去，组织上奖励我一双黑力士鞋......

我参加战斗，直接跟敌人开火，有五六十次以上，我也记不清了，可能还要多......当年冬季里，国民党顽八军占领威海市、烟台等地区，东海专区领导派我和另一个队员，晚上去侦察，白天已经叫当地民兵把地雷全部清除掉，当我俩侦察到敌人铁丝网里，走到里面后，谁知道里面的地雷有漏除掉的，在侦察时，不巧我踩上了土地雷，手上的手榴弹也不见了，礼帽也被炸飞了，腿也受伤了，头部也有伤，耳朵也炸聋了，好长一段时间听不见……另一个侦察员把我背了回来，在威海西里村住下养伤。

1948年，调到牟平县独立营，担任侦查参谋，同年10月又调到东海地区专署司令部集训团任侦查参谋，年底部队集中坐火车到兖州府（改编）。

1949年元月，部队改编为35军105师，我担任师部侦查参谋，同年4月份，参加渡江战役，打江苏浦口、江浦县城，为了解放南京（南京是国民党总统府）。我当时的侦查小分队，随一条商船（从南京搞到的一条船）过江到南京，当时国民党军队都已经跑光了，码头上没有人，过江后我见有一辆吉普车，车上有一个司机带着小孩，叫司机把我拉到中山门（蒋介石别墅），车是绕城外到的中山门，找到师部政委宗宪章商定后，后来由原路回到码头，从招商局（军队接管）搞到“飞燕”“飞胜”等等十几条商船，大部队过了一天一夜江，军管会在南京只住了三天，部队行军到了杭州，在杭州住了一段时间。

1950年部队到了浙江省金华县江山乡我任乡长，主要组织民兵、群众征集粮食……

1951年又到了台州市三门县独立营一连，任正连长，主要工作是剿土匪、镇压反革命……

1952年任浙江六师17团二营副营长，主要工作是镇压反革命……

1953年部队回到上海不久，到山东省高密修建飞机场，部队改编为建筑工程第六师十七团第三大队，任副大队长

1954年初，部队又回到上海，5月份支援大西北来到西安，部队在胡家庙（东火车站）。

1955年3月到户县修飞机场，同年10月我转业到西安市人民检察院

1956年在政法干部学校学习一年

1957年10月9日批准任命为西安市人民检查院检查员（任命书）

1958年搞肃反运动，主要是搞外调，在山西、河南等地工作

1959年调到未央区政府工作，主要搞人民公社，在未央区张家堡

1960年3月19日被任命未央区民政局副科长（任命书），同年，未央区新城区两区合并为未央区，7月9日任命为未央区民政局副局长（任命书）

1962年在西安市党校学习

1963年在党校学习期间，被派去搞社教，去陕西省合阳县，任工作组组长

1964年回到灞桥搞

社教

1965年，到洛南县搞社教，任工作队副队长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灞桥、未央、雁塔三个区合并为西安郊区，我回到郊区（雁塔区现在所在地），由张曾禄副区长派到郊区（灞桥）防洪委员会，任主任兼党委书记。

1979年年底离休（三个区又分开），离休后被分到雁塔区河道管理站，主要是工资关系在管理站，也给我了个站长头衔，我的档案在雁塔区政府组织部里......

（2014年正月12日病逝，享年96岁，骨灰安放在西安烈士陵园）

发表人：在我父亲的晚年生活中，有我母亲和我们儿孙的陪护下，基本良好，身体状况一般，也得了几次 大病，在八三年得了肝腹水，医院不接收，后来请来（公路学院）转业军医薛仁礼中医大夫，医治好了。2004年底跌倒头部淤血，2005年1月5日在陕西省人民医院，秋楠主任做了脑部打洞引流手术。2013年得了淋巴癌，11月在省医院官主任，李晓明医生做的切除手术。回家后，在文艺北路诊所由赵宏坤主任医师治疗和护理......直到病逝。

唯有遗憾的是从1997年开始，单位有拖欠 我父亲的工资，大部分只发基本工资，津贴克扣或不发，医药费不能按时报销，长达十年，我十年的上访路，接触过李，张，吴，周，林，张，六任管理站站长，雁塔区农水局崔，王，翟，三任局长，雁塔区老干局肖，王，二任局长，区组织部，区长，区书记等等，数年的上访都没得到解决。一位1940年抗战期间参加革命的离休老干部，应享受正处级待遇，到老了工资低，住房小（建筑面积49.85平米），福利被克扣，......直到2007年1月医药费统一在区政府报销，同年工资由养老中心发放，才解决了我父亲的后顾之忧......。

        发表人：原北阳的家人

        2015年8月30日

那几年在家乡的人也是拖欠工资呀，后来都归中心发放才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