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道德缺失是中国最大的伤痛 好道德需要好制度支撑

蒲公英公益

小编感言：要让一个社会变好，提高整个社会的文明程度，不能寄望于人们良心发现，自我觉悟；一个好社会，必然是由好制度支撑的。道德只是个体之间的粘合剂，制度则是战胜罪恶、保护良善的盔甲与武器。道德，绝不能止步于说教，而须植根于制度。

基本道德缺失是中国最大的伤痛

作者：王冲 来源：新浪博客

    最近不小心看了几眼电视，我是说，中央台、北京台的新闻，依稀回到从前。新闻依旧在报道着各种榜样，依旧是为了工作连老婆孩子生病也不管。而网络上，依旧是各种匪夷所思的恶性事件，比如说，河南偷情者打死女情人的两岁孩子。


    我想，道德很重要，也高举双手支持国家的以德治国方针，可是，靠宣传榜样，显然不靠谱。那些太高尚的道德凡人做不到，反而是基本道德应该坚守。


    我们长期以来在评比道德楷模时，总是喜欢夸大，动辄就是见义勇为、舍己为人，动辄就是甘于奉献、为国献身，动辄就是母亲即将病逝却依旧坚守岗位，超出了常人可接受的范围，因而造成了德育的空泛，进而造成道德的缺失。


    我们需要弥补的不是高尚，不是伟大，而是遵守基本道德，遵守基本的规范。


    首先需要提及的是行为的基本规范。办事排队、过马路看红绿灯、碰了人说声对不起、上完厕所冲马桶，这是最基本的常识和基本道德，可如果你在外奔走一天，肯定会碰到诸多不遵守这些规矩者，你如果遵守规矩，反而成了傻瓜，说中国是礼仪之邦简直成了全世界最大的笑话。


    守规矩就是古人说的“盗亦有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的学生有一门关于道德规范的必修课。学校方面指出，道德规范并不是让学生拒绝高薪工作，而是让他们思考应该用什么方式赚钱。


    其次便是待人接物的基本规范。比如说，官员们在对外普通百姓时有话好好说，别总是喜欢眼睛看着天打官腔;再比如，看到交通事故时表示关切，而不是看热闹。对此，龙应台总结得最好：人懂得尊重自己——他不苟且，因为不苟且所以有品位;人懂得尊重别人——他不霸道，因为不霸道所以有道德;人懂得尊重自然——他不掠夺，因为不掠夺所以有永续的智能。


    再往深处想想，需要遵守思想上的基本道德。在日本，人们的基本理念是“不要给人添麻烦”，小孩子从小就受到这样的教育，规规矩矩;在韩国，小孩子从小受到的教育是“一定要争第一”，这造就了韩国人的拼劲;而在中国，基本道德和价值观的教育是混乱的，当面一套背后一套，老师一套家长一套，课本一套课余一套，校内一套校外一套，让人无所适从。


    其实，第一需要遵守的基本道德是诚实。当年朱镕基给上海会计学院题词时言简意赅地写了“不做假帐”，哈佛大学的MBA学员在毕业宣誓的誓词里，第一句话就是我将以最正直的方式行事，以符合道德规范的方式从事我的工作。然而，对中国各界来说，诚实实际上是奢侈品，如果中国每个人在睡觉前数数自己一天说了多少次谎话，然后相加，肯定是一个天然数字。


    第二是平等。佛曰众生平等，而在中国却是人分三六九等。当年刘少奇握着掏粪工时传祥的手说，我们是平等的，只是分工不同而已。现在，中国缺的是这种精神，就连养老保险，也要硬分公务员、事业单位、企业、乡镇几等，还长期不把农民包括在内(最近的养老金并轨要赞一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自由诚可贵，平等价更高。


    第三是善良。三字经里说“人之初，性本善”，我觉得把善良的标准可以降低一点，不要求你舍己为人，但尽量做些利人不损己的事情总是可以的。比如说，有人问路，尽量跟人说清楚，别像北京东直门那位仁兄一样，挂个收费指路的牌子遭人笑话。


    这些看似琐碎的“小事”，实际上背后是一个民族的价值观。中国古代讲究仁义礼智信，讲究仁恕和孝道，偶尔还信点儿鬼神，做了坏事怕遭报应。当代中国在吸收了西洋的物质文明后，在吸收其精神文明方面仍存争论。前一阵，国内媒体还就是否有“普世价值”争论不休，其实，何必拘泥于那些概念之争呢，无论中西，无论发达还是落后，人总是有共同追求的东西的，任何民族也不会拒绝诚实，拒绝善良，拒绝平等。之所以出现这种争论，是因为本民族文明的传承遭遇了文革式的毁灭和随之而来的物欲侵袭，对自身深深地不自信，外在反映是基本道德的缺失，而实际内涵是价值观和信仰的缺失。


    价值观很重要，因为它决定了一个社会如何面对现代化的挑战──与自由市场能否接轨、 全球化的竞争能否适应、政府管治的清廉与否、公民意识的建立有无等。一个缺乏恒定统一价值观、缺乏信仰的民族是不可能成为一流的民族的。


    据此，我做一个三段论式的推演。加强公民的基本道德水平，从而培育恒定的价值观，进而中国才能成为真正的一流国家。

好道德要好模范，更要好制度

来源：工人日报 作者：罗娟

    对道德模范的完美要求，始于我们内心对模范好人的潜在巨大期望，譬如拯救社会沉沦，又甚至于救民族于危亡。上世纪初，蔡元培、胡适和梁漱溟等许多知识分子提出“好人政府”的概念，让好人入官府，以肃清腐败，改造社会，让中国富强起来。今天，不少城市打造“好人名片”，以达到带动经济发展目的。


    但是，我们同时必须知道，即使是印度的圣雄甘地这样有如此大人格力量的人，也无法改变印度教派冲突。道德模范、英雄好人对社会固然重要，但依赖他们个体乃至一群人的力量，是无法拯救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甚至是一个城市。我们将道德模范提到一个很高的高度来评价时，实际上可能意味着我们这个社会缺乏源源不断生产好人的机制，在试图用楷模的精神来弥补制度上的一些不足。


    道德教化是提高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手段，但不是唯一手段。在利益多元、观念多样、评价标准重建的今天，道德的约束力面对金钱、权力、美色的诱惑是脆弱的，法律制度也许才是约束社会行为的根本手段。


    不断出现的贪官外逃、炫富行为、医患冲突等等现象，一次次触犯道德底线的事件中，中华民族克己奉献、守望相助的道德底线不断受到挑战，不是因为缺乏道德约束，而是因为没有得到制度性的惩罚。人们道德感的冷漠，不是因为同情心丧失，而是因为道德援助没有得到制度性保护和鼓励。


    一位政治家曾说过，好的制度能够将坏人变好，而坏的制度能将好人变坏。一套有效的社会制度，应该让人们珍惜道德荣誉感，主动坚守道德底线，不需要顾虑不敢扶老人式的“道德行为后遗症”。 因此，我们要建立起的是能够激励道德荣誉感提升，保护道德底线的制度。


    好的社会里，好的道德，理应人人可行，人人有利。良好的人性生长于日常细节，只有日常生活中被打磨的人性光辉，才能在灾难面临时自然而然照亮自己，点亮他人。如果有一天大家将道德模范做好人的行为当做是理所当然的，不需要到选树模范标杆的高度，那么可能我们就真正进入了一个道德体系健全的“好人社会”。著名作家梁晓声《呼救人心》一书中回应了中国人需要什么样的道德体系—— “我们会发现，硬通货不是金钱，而是我们厘清方向后像大片大片的阳光奔涌而来的纯粹幸福。”

逆流而上的鱼

道德，绝不能止步于说教，而须植根于制度{:soso_e1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