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离不开的人，只有不够强大的心

天使的承诺

作者：晚睡

艺术家的灵感从哪里来，总是从一段段不断燃烧的激情中来。

比如毕加索就是最好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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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史上最伟大的天才画家，靠着画作征服世界，靠着自己征服女人。他强大的男性魅力和卓越的艺术才华，就像一个黑色的漩涡，将他所接触到的、他所喜欢的女人一股脑的吸进去，并压碎、榨干，片甲不留。

和女人的情感关系就是他艺术创作的源泉，他的七位情人、两任妻子在时间轴上互有交叉，在他的生命之中交替出现，这些“混迹在蒙马特的模特、俄国舞团的女星、17岁的金发少女、先锋的女摄影师、年轻的画家”被他固定在画布之上，伴随他经历了绘画风格从古典主义、超现实主义、立体主义、抽象主义，到现实主义的转变。

他消耗着女人们的爱情，无视她们的感受。在他满意的时候，他会给他的女人一段好时光，他的爱黯淡的时候，一切就都结束了。

而这个过程，又往往会被画布记载下来——1934年，他创作的《手持尖刀的女人》，主角就是他的第一任妻子奥尔嘉，在狰狞扭曲的线条中，犹如鲜血一般流淌的大片红色，折射出奥尔嘉在毕加索的不忠和冷漠中所积蓄的痛苦与绝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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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爱与不爱，女人最后的一点剩余价值都会被他吸吮完毕。

他完全知道如何利用自己的优势来征服那些仰慕他才华的女人，他的情人弗朗索瓦斯·吉洛特说过：“对于毕加索来说，给女人画像就是一种诱惑她的方式”。

据说他和情人玛丽·泰瑞莎第一次见面的自我介绍说的就是，“我是毕加索，我们可以一起干一番事业”。

情人吉纳维夫出现在毕加索63岁的时候，因为只有两年的地下恋情，她是最不受传记作家关注的一位情人，但她还是坚信，“我认为我是他唯一深爱的人，也是最后一个。”理由是毕加索曾经说过“她拯救了我的生命，她让我尽展笑颜”这样的话。

每一个女人都是这么认为，模棱两可的誓言也可以任意重复无数次。但女人就是躲不过这种被神点中的巨大幸福感，纷纷来到他的身边，即使知道他还有别的女人，她们也都为他痴迷。

因为争风吃醋，玛丽·泰瑞莎还曾经和他的另外一个情人朵拉·玛尔在画室狭路相逢，大打出手。

虽然矛盾已经如此激化，毕加索依然不愿意做出选择，“他承认，两个女人他都爱，一爱其温柔，一爱其聪明”。

这两个人的交集是毕加索在同一年为她们用相同的背景和相同的姿势画过肖像画，名字分别是《躺着看书的女人》和《躺在沙发上的女人》——看名字就知道了，区别就是一个拿着书，一个没拿书，其余在毕加索心里大概没什么不同。

朵拉·玛尔是毕加索所有情人中受创最深的，包括肉体和精神。她曾经是一个才华横溢的摄影家、画家和模特，与毕加索有长达8年的恋情，后期两个人关系开始紧张，剑拔弩张，一触即发，毕加索开始殴打朵拉，多次打得她躺在地板上不省人事。那张狂暴的《裸体梳妆女》就是他们这段关系的最好写照，画中畸形的面部和身体像被怒鞭抽打过的女人，宣泄着他发散不掉的暴力。

朵拉尊严扫地，情感透支，一度精神出现问题，在疗养院接受电击治疗，在经历了那样一段痛苦的关系之后，也许疗养院已经是她最好的归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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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一一个逃离毕加索需索无度的情感漩涡而不是等待被他抛弃的人，就是女画家弗朗索瓦斯·吉洛特。

即使已经为毕加索生了一对儿女，她还是毅然带着他们离开了毕加索。这毫无疑问是个近乎奇迹的事情，因为毕加索就像著名主持人窦文涛说的那样：“他是那种典型的自我中心主义者，他离开女人可以，女人离开他，不行！他收服女人有绝招——让她生孩子，生了孩子就拴住她了！”

1943年，24岁的朗索瓦斯·吉洛特和63岁的毕加索相遇。对于像吉洛特这样的年轻人来说，在战争时期敢于画出反法西斯象征的《格尔尼卡》的毕加索，是个英雄。

自古美人爱英雄，更何况吉洛特自己也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画家，艺术上的共鸣占据了他们感情的大部分，“他们之间建立了一种对话”。

他们有段好时光，“和他在一起棒极了，像烟花一般绚烂。他拥有无与伦比的创造力，充满智慧，魅力无穷。只要他有兴致，能让石头随着他的旋律起舞。”

和所有情人的待遇一样，毕加索为她画了那张著名的油画《女人——花》。战后，他们带着两个孩子隐居在法国南部，一起创作，一起研讨，关于艺术，吉洛特经常有“独立、直接和一针见血的见地，让毕加索又喜又恼，也丰盈了他对生活永远不竭的渴求。”

（图为毕加索为吉洛特撑伞）

两个人之间无法调和的矛盾是毕加索在生活中喜欢扮演一个上帝，或者暴君，他只要求女人顺从自己，而自己却不受任何约束。

他自私、冷酷、专注，“我的生命只关注一件事：我的作品。所有别的都要为绘画而牺牲，包括我自己。”这是毕加索由来已久的性格弊端，更是被之前的若干情人们惯坏了，她们都倾心于他的艺术成就，愿意屈就，心甘情愿被操控。但吉洛特不是这样的女人，她永远是和毕加索对着干，违逆他，按照自己的心意行事。

最终，吉洛特厌倦了这种“和一座历史纪念碑一起生活”的日子，带着两个孩子离开了这个“强悍的怪物”，她感觉到，若不离开毕加索，必会被毕加索“吞灭”。

她的离开，令世人震惊，更令毕加索暴跳如雷，评论说吉洛特此举无异于“径直走向沙漠”，因为“没有人会离开像我这样的男人”，他断言，“从今往后，人们对你，不会有别的，至多有些许好奇，好奇于一个曾与我的生命如此亲密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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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加索断定离开他后，吉洛特的生命即将枯萎，而吉洛特则竭尽全力避免这样的结果。1964年，吉洛特与人合作出版了《与毕加索的生活》（Life with Picasso）一书，书中大胆、详细描述了毕加索的私人生活和艺术创作，其中不乏很多非常隐秘的内容，这本回忆录在当时可谓是非常前卫的作品，获得巨大成功的同时，也令毕加索震怒。他利用自己强大的人脉在朋友圈封杀吉洛特和她的书，以致很多人迫于压力都和吉洛特断交，连她所生的一对子女毕加索在余生都拒绝相见。

吉洛特一直坚持创作。“我有独立的艺术事业，我之所以是今天的我，不只是因为我曾与毕加索共同生活过。”

她的作品为纽约现代美术馆、巴黎现代美术馆等知名的博物馆收藏，她举办过50多次展览，出版了12本书，1976年成为美国南加州大学艺术系主任，1990年被法国文化部授予荣誉骑士勋章，2010年获得法国总统所授予的国家荣誉勋章——这是法国最高的艺术奖项。

她还有过两段婚姻，最后与另一位20世纪的天才，小儿麻痹症疫苗的研究先驱，美国人乔纳斯·索克相伴了25年，这段美满的婚姻直至索克1995年去世。

她的倔强和独立，在当年毕加索为她画肖像的时候已经埋下伏笔——吉洛特本来打算坐在椅子上供毕加索作画，毕加索却说：“我看你不是坐着的，你根本不是被动型的人，我只看见你站着。”

他还是懂得她的，只是由于自大，他更希望看到她受到惩罚。而她能做到摆脱一个艺术暴君的控制，完全是因为她有着和其他女人完全不同的特质，“他要我像其他人一样服从他，但我偏不。”

“偏不”，是种性格，更是种品质。“其他女人是通过她们的肖像画来认同自己的。所以当毕加索一旦歇手不画她们了，她们的一切也就完了。”而她自己则不依赖于任何人的存在，更不沉迷于做大师的女人，“我从没有被封闭在自己的肖像画里，从而没有成为他的俘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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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洛特的故事和十九世纪玛利亚·达古尔特伯爵夫人的经历如出一辙，后者爱上著名钢琴家李斯特，她舍弃伯爵夫人的头衔和权势，与李斯特私奔，共同生活了10年之后，因为无法忍受李斯特的风流韵事和自我为中心而出走。

之后伯爵夫人也用假名写了一本书，名为《丽内特》，记叙了这段与李斯特的情史，搞得李斯特非常尴尬。伯爵夫人对哲学很感兴趣，颇有心得，那时候社会无法接受女人染指哲学，她就化名男人出版自己的著作。

她们生存的年代都不是对女人最宽容的年代，但她们都不肯枯萎，情感的废墟并没有竖起一面往事的纪念碑，而是开出花来。

当初，吉洛特和毕加索相爱的时候就很清楚他的个性风流，情人众多，前路会走得艰难，但，她还是义无返顾的爱上了，因为“这是一场我不想躲过的灾难”。

是的，人生有宿命，有些人就是劫数，你明知道会是场灾难，还是无法躲避，因为爱和伤害混为一体，如混凝土一样坚不可摧。你必须穿越其中，感受幸福和甜蜜，也感受炼狱一般的痛苦和折磨。

不是所有的选择都是主动的，在爱情面前，人也会变得被动，无法做出任何反抗，只能跟着自己的心走。

如果爱情是不想躲过的灾难，那么离开就是逃难。当爱情已经兵荒马乱，满目疮痍，留住条命已经是最好的结果，不要介意到底损失了多少青春、美貌、情感。不要去计算，只管离开，没有什么能比自己更重要。

像逃难一样地离开，充满伤害的感情如乱世的洪流，人们无法互相拯救，只能各自奔走。毕加索那么多情人的命运都是或痴缠、或发疯、或自杀，她们都难逃被压榨的下场，只有吉洛特一个人得到了保全，因为她坚信，“如果认为应该生存下去，那你总有办法生存下去。我没有征得任何人的同意而成为今天的我。”

没有离不开的人，只有不够强大的心。画家、学者陈丹青说过：“在一个开明的文化中，女人可以有不一样的活法。”这一点，已经被很多女性主义者所验证。

无论社会是宽容还是苛刻，无论文化是开明还是落后，总有些女人在任何绝地都可重生。她们不忘记自己的存在，始终记得让自我在日夜交替之间去成长，命运给她们的奖赏就是让她们知道怎样从痛苦的藤蔓上脱落，落地长成一个新的自己。